本文刊发于《江西检察》2011年第5期
编者按:2011年10月23日至24日,第七届全省检察理论研究年会在瑞金召开。会议以纪念人民检察制度创立八十周年为主题,以回顾人民检察发展历史为主线,研讨交流检察理论研究成果。现将年会部分论文自本期开始相继刊发,以飨读者。
【内容摘要】工农检察部依靠突击队、轻骑队、工农通讯员和群众法庭四种群众组织开展反腐败斗争。其历史经验给我们留下启示: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开展健康有序的群众参与反腐败斗争;反腐败斗争要确立群众的监督主体地位,有群众的积极参与;要进一步拓宽群众监督的渠道,充分发挥群众参与反腐败的强大威力。
【关键词】中央苏区 工农检察 反腐败 群众监督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新生的中华苏维埃红色政权中出现了滥用职权、营私舞弊等官僚腐化现象,为保持政府的清正廉洁,争取革命斗争的胜利,中央苏区检察机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充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路线,领导开展了大规模的反腐倡廉运动。
一、依靠群众开展反腐败斗争的历史背景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在革命战争烈火中诞生的红色政权,外部面临着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内部也面临着反腐败斗争的严峻考验。兼有行政监察和职务犯罪检察等多种职能①工农检察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卓有成效地开展了反腐肃贪斗争。
在中央苏区,腐败现象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贪污公款、铺张浪费。在各级政府中,一些工作人员随意乱用和隐报存款、吞没公款,将所没收来的东西据为己有。一些人凭借手中的职权,用涂改账目、销毁单据、伪造凭证等手法进行贪污。同样,浪费现象在当时苏维埃政府中也相当普遍。正如1932年6月3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江西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财政与经济问题决议案》中所指出的那样:“各级政府的浪费情形实在惊人,一乡每月数百元,一区可用数千元,一县甚至用万元以上。”②二是以权谋私、生活腐化。一些干部受剥削阶级腐朽思想的影响,滥用权力损公肥私。当时的永定县,一些政府好像变成了客栈、饭店,什么人都可以在政府食堂大吃,还有一些干部玩弄权势,炫耀功名。三是挪用公款、营私经营。由于国民党严厉禁止食盐、布匹、煤油、药材等生活必需品流入苏区,少数意志薄弱、思想不坚定的共产党员和政府工作人员,企图从中渔利,弃政从商,腐化堕落,损害人民利益。四是高高在上、敷衍塞责。官僚主义作风对中央苏区的革命和建设产生了严重的危害。万寿县的有些干部坐在办公室里,今天发一个命令,明天发一个训令,后天发一个通令,但始终不肯下去巡视、考察一下事情的真相,造成了极坏影响,疏远了政群关系,阻碍了工作开展。
二、依靠群众开展反腐败斗争的实践经验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并设立控告局。但是,由于受战争环境的影响,有些地方工农检察机构不健全,工作人员不固定,吸引群众参与监督活动不够。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临时中央政府提出了进一步发动群众对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健全群众性的监督组织的措施,先后组建了隶属于工农检察部的突击队③、团组织领导的轻骑队④、在各级组织设置的工农通讯员⑤和审理不涉及犯法的群众法庭⑥四种群众组织,并紧紧依靠群众创造性地开展反腐肃贪工作。在1932年2月至1934年10月的二年零八个月反腐肃贪斗争中,各地共查处贪污腐败案件200余起,大案要案25起,处决大小贪官15人。⑦绝大部分因工农通讯员检举现形,轻骑队、突击队揭发落网,群众法庭公审法办。
1.通过轻骑队、突击队的积极参与,工农通讯员的报告,以及工农群众的举报,揭露政府、机关中存在的贪污浪费、官僚腐化和消极怠工等现象。中央苏维埃政府总务厅的下属机构苏维埃大会工程处主任左祥云,利用职权贪污公款数百大洋,盗窃军事秘密地图欲献给白军。1933年12月,毛泽东责令总务厅长赵宝成扣押左祥云,但赵宝成却听任总务厅管理处长徐毅放走左祥云。毛泽东立即责令轻骑队全力协助检察部门,将“左案”最终查清,依法判处左祥云死刑,立即执行,徐毅被判处6年徒刑,赵宝成罚苦工1年。又如,中央互济总会财务部长谢开松贪污案在当时也是一个有较大影响的案件,该案线索来源于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通讯员报告和中央互济总会主任的控告。
2.组织群众法庭,建立一套群众性的权利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1933年4月,刘开因犯官僚主义错误,“在总务厅工作一年多,工作毫无成绩”,在中央政府检举运动中,被检举了出来,并被群众法庭“决定开除其中央政府总务厅厅长之职。”⑧同时被公审的还有中央财政部会计处处长许文亮,其工作上一贯消极怠工,是个十足的官僚主义者,思想上常常动摇,把打土豪没收来的金表1只、鞋1双、自来水笔1支占为已有,要求下级政府替其私人办差。在全场群众的强烈呼声之下,群众法庭同样决定开除许文亮的处长职务。
3.组织检举委员会,充分发动群众,开展群众检举运动。1932年12月1日,中央工农检察部发布第二号训令,要求各级工农检察机关组织临时检举委员会,发动群众检举、洗刷阶级异己、官僚腐化和动摇消极分子。1932年12月15日,少共中央局发出第二号通知,强调“必须建立和发扬轻骑队的工作和作用,须坚决克服忽视轻骑队工作的错误倾向。轻骑队在这一运动中,必须成为检举委员会最有力而可靠的助手”。各级各条战线上的检举运动在党和苏维埃中央的正确领导下,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董必武同志1934年5月在《把检举运动更广大的开展起来》一文中作了总结,“大批的洗刷了坏分子。其中,中央政府各部共洗刷了64人,包括9个贪污的、15个破坏苏维埃法令和政府威信的、40个消极怠工自由回家的;……”
1934年,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根据中央第二十九号命令,发动了从中央领导机关入手的以反贪污为主题的大规模检举运动。检举出了包括中央印刷厂会计杨其兹、军委印刷所会计路克勤、造币厂会计科长凌全香在内的“会计科长与科员10人,管理科科长及科员8人,总务处长3人,司务长4人,采办科长及科员8人,财政处长3人,总务厅长1人,局长3人,所长1人,厂长2人,共查出贪污款项大洋2053.66元,棉花270斤,金戒指4个。”⑨这一运动中,工农检察通讯员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大多数贪污案件都是由于通讯员的通讯而检举出来的。
4.利用《红色中华》、《斗争》、《红星报》等在中央苏区报刊的宣传阵地如实报道被查处的腐败案件,借助媒体舆论为苏区反腐肃贪斗争摇旗呐喊,大造声势。1931年12月11日,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在《发刊词》上开宗明义:“要引导工农群众对于自己的政权尽到批评、监督、拥护的责任。”且从1932年3月份起,特别开辟了“红板”、“黑板”和“反贪污浪费”专栏,褒善贬恶,激浊扬清;1933年2月25日第五十六期起开辟“检举运动专号”,新增“写给通讯员”和“通讯生活”栏目;该报拥有200多名工农通讯员,号称“铁锤队”,最多时平均每天可收到来稿30件以上。《斗争》、《红星报》、《青年实话》和《苏区工人》等报刊,也纷纷开辟各种批评、监督专栏,传输工农群众反腐败的声音与愿望。
三、依靠群众开展反腐败斗争的启示
八十年前,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依靠群众开展反腐败斗争取得了卓越的成效,苏区广大干部自觉地置身于群众的监督之下,争做人民好公仆,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面貌蔚然成风。中央苏区检察机关依靠群众反腐败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
1.群众参与反腐败斗争要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健康有序地开展。中央苏区参与反腐败斗争的四种群众组织都是在工农检察机关的直接领导或指导下开展工作,现今群众参与反腐败斗争时,特别要防止过“左”的趋势,坚决反对搞群众运动。在实践中,要探索出一条适合社会发展要求、扎扎实实又有一定声势的群众监督新路,使反腐败斗争获得强大的生命力。
2.反腐败斗争要有群众的积极参与,确立群众的监督主体地位。苏区时期群众检举运动的历史事实证明,“贪污腐化的发生,大多与官僚主义的领导有关,或者说贪污腐化与官僚主义相互依存。”⑩这些规律至今犹未过时。在实践工作中,我们要做好群众的宣传发动工作,尤其是举报宣传工作,让群众深刻认识到自己在反腐败斗争中的历史责任和主力军作用,形成一个群众广泛参与反腐败斗争的生动局面。
3.要进一步拓宽群众监督的渠道,充分发挥群众参与反腐败的强大威力。创新和研究群众参与反腐败斗争方法和途径,形成一个简捷便利、高效安全的群众参与机制。在新的时期,没有专门的群众组织进行反腐败斗争,同样要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反腐败,完善监督网络,让群众、媒体、舆论监督有顺畅便捷的表达渠道。唯有如此,才能将执政党置于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使权力得到有效的监督。
①孙谦:《人民检察的光辉历程》,《人民检察》2008年第11期。
②《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77页。
③突击队是苏区人民群众在工农检察部指导下,监督政权的一种组织,中央和地方各级检察机关都可以组织突击队,但每一支突击队只隶属于当地工农检察部,突击队之间没有上下级关系。凡有选举权的苏区工农群众,都可以加入突击队,队员不能脱离生产,执行任务是在空暇时间或休息日进行。
④轻骑队是苏区团组织直接领导下的群众反腐监督机构,由清一色共产主义青年团员组成。在组织上受团组织的领导,业务上受工农检察部的领导。
⑤工农通讯员是省、县、区、市各级工农检察部或科必须在一切国家机关、企业、学校、社会团体及街道村落中设置的,为不脱产人员。
⑥群众法庭是检察机关依靠群众反腐败的特殊群众组织。群众法庭审理的是不涉及犯法的行为,有判决开除工作人员、登报宣布其官僚腐败罪状等职权,但涉及到刑事案件,则要由苏维埃法庭审理处罚。
⑦王卫斌:《苏区反腐动真格,政府倡廉见奇效》,《东方收藏》2010年第8期。
⑧林海主编:《中央苏区检察史》,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版,第150-151页。
⑨林海主编:《中央苏区检察史》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版,第149页。
⑩林海主编:《中央苏区检察史》中国检察出版社2001年版,第150页。
